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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研究——以中国与吉尔吉斯斯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国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周边关系,第三个层次是发展中国家关系。这三个层次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彼此交叉。无论对象国处于哪个层次,中国与其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应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只不过与不同国家交往时侧重点有所不同。对象国的基本情况,包括体量大小、地理位置、发展阶段等,是我们判断对象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基本诉求的前提,也是处理双边经济关系的坐标。相较于有着自身运行规律的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更加变幻莫测,这就要求我们密切跟踪对象国的实时变化,将现实政治作为确定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依据。鉴于安全利益是中国—中亚的首要利益,因此,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经济、安全三重关系应以安全关系为重中之重。

  欧阳向英,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马克思主义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创新。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时代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化的理论要求,还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妥善处理国际关系的实践要求。按照十九大报告中党在外交领域的工作部署,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国关系,总的原则是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第二个层次是周边关系,核心理念是亲诚惠容,基本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第三个层次是发展中国家关系,处理方式是秉持正确义利观,基本理念是真实亲诚。这三个层次可以各自独立,也可以彼此交叉。无论对象国处于哪个层次,中国与其构建的新型国际关系都应包含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只不过与不同国家交往时侧重点有所不同。这三重关系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组成了国际关系的整体。社会主义中国在处理这三重国际关系时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因时因地制宜,使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国际经济关系、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安全关系协调发展。本文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探寻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机理与成因,以期对总结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国际关系原理有所裨益。

  对象国的基本情况,包括体量大小、地理位置、发展阶段等,是我们判断对象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基本诉求的前提,也是处理双边经济关系的坐标。下面以吉尔吉斯斯坦为例,研判两国经济合作的领域、规模与途径,说明互利互惠始终是构建国际经济关系的基本原则,既不可盲目投资,冒进贪功,也不可畏首畏尾,坐失时机。

  吉尔吉斯斯坦位于欧亚腹地,东南和东面与中国相接,北面与哈萨克斯坦相连,西界乌兹别克斯坦,南面同塔吉克斯坦接壤。国土总面积约20万平方千米,人口将近600万。2016年,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5.5亿美元,人均GDP为1077美元。主要产业部门为制造业、农林渔业和采矿业,按现价计算,2016年这三个部门的产值合计为19.7亿美元,占GDP比重为30%。2014年以来,吉尔吉斯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其他国家同步出现了经济下滑,暂时看不到企稳回升的势头。在2017年9月召开的吉2018年和2019年财政预算听证会上,吉官方宣布未来三年内将继续保持财政赤字,预计2018—2020年财政赤字分别为226亿索姆(占GDP4.4%)、202亿索姆(3.4%)和194亿索姆(3%)。

  尽管出现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吉尔吉斯斯坦中长期发展规划仍然将到2040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作为目标。根据国际发展经验,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并向5000美元迈进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将出现剧烈调整,贫富差距也会拉大。目前,吉尔吉斯斯坦人均收入不高,月平均工资在1.5万索姆(1美元≈6.3索姆)左右,其中金融保险、信息通信、电力煤气供应和采矿业收入较高,月薪在2万—3万索姆,农林渔业、教育卫生、社会工作和娱乐业收入较低,约为0.8万—1万索姆(详见图1)。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偏高,总体温和上涨,2018年3月核心CPI同比增长2.82%。多数居民自有房屋。农村土地私有,农民收入普遍低于城市居民。整个社会贫富分化不严重,绝大多数居民处于较为贫穷的状态。根据《全球幸福指数报告》,吉国人民幸福感连年下降,2017年在列出的155个国家中居于第98位,2016年为第85位,2015年为第77位,此前最好名次在40多位。

  吉尔吉斯斯坦是世界上侨汇收入最多的国家之一。近年来经济下滑使吉国对外移民和劳务输出呈快速增长态势,主要移民对象国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德国和以色列。根据吉国家银行官网公布的数据,2017年1—12月吉尔吉斯斯坦侨汇收入24.822亿美元,约占吉国GDP30%。其中从俄罗斯汇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侨汇金额为24.35亿美元,超过吉侨汇总收入的90%。欧亚经济联盟内劳动力、资本和服务自由流动,为吉侨汇收入扩大带来利好,而俄罗斯移民政策向中亚国家倾斜和2011年哈萨克斯坦政府提出的保护难民和国际移民阿拉木图进程也为中亚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当时,中亚五国外长与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代表和国际移民组织代表就中亚难民问题达成共识,将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目前,哈萨克斯坦外来劳务人员达200多万人,超过1/4是非法移民,主要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中亚因地区形势相对稳定,尚不会造成像叙利亚难民危机那样严重的国际影响,但非法移民和贩卖人口仍是吉尔吉斯斯坦面临的重要问题。

  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统计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17年吉国对外贸易总额为62.72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其中出口额为17.907亿美元,同比增长13.8%(对独联体国家出口7.485亿美元,增长24%,对独联体以外国家出口10.422亿美元,增长15.3%);进口额为44.813亿美元,同比增长12%(从独联体国家进口20.698亿美元,增长18.1%,从独联体以外国家进口24.115亿美元,增长7.3%)。从吉进出口的贸易结构上看,出口占比28.6%,进口占比71.4%。2017年贸易逆差26.906亿美元。从贸易伙伴上看,2017年吉与126个国家有贸易关系,其中出口对象国86个,进口来源国120个。从贸易国别上看,欧亚经济联盟占吉贸易额的38.6%,其中出口占23.5%,进口占76.5%。欧亚经济联盟以外国家占吉贸易额的61.4%。从单一国家的角度看,中国为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占吉外贸总额的25.5%)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占吉进口总额的33.5%)。据吉尔吉斯斯坦海关统计,2017年,吉中贸易额15.976亿美元,同比增长3.2%。其中向中国出口9750万美元,同比增长21.7%;从中国进口15.001亿美元,同比增长2.2%。贸易逆差14.026亿美元。吉尔吉斯斯坦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为俄罗斯,从俄罗斯进口11.805亿美元,占比63.8%,对俄罗斯出口额2.622亿美元,占比46.2%,两国贸易额占吉外贸总额23%。贸易份额占比第3—5名依次为:哈萨克斯坦14.1%、瑞士8.17%、土耳其5.7%。

  作为欧亚经济联盟新成员,吉国从联盟中获益匪浅,其对联盟的经济依赖度有逐渐加深的趋势,特别是对俄罗斯。据吉国家统计委员会统计,2017年,吉尔吉斯斯坦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贸易额达24.18亿美元,其中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出口5.68亿美元,增长27%,从欧亚经济联盟国家进口额18.502亿美元,占比41.3%。2017年上半年,吉对俄出口增长较快的商品主要包括针织男装、奶制品、干果、葱、蒜等,自俄进口增长较快的有禽肉、糖果、木材等;在吉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中,向哈出口增长较快的商品主要为矿石和精矿砂、果蔬、奶制品、玻璃、针织服装、矿泉水等,自哈进口增长较快的商品有糖果、葵花子油、大米等。

  吉尔吉斯斯坦交通运输业较为落后,目前尚无贯通南北的铁路线。俄罗斯倡议修建俄哈吉塔铁路,以沟通南北运输。中国提出中吉乌国际铁路规划,进一步沟通东西交通运输。规划中的中吉乌铁路分南线和北线两个方案,北线喀什—托帕—盖克力克—吐尔尕特山口—科什乔别—巴吉什—贾拉尔拉巴德—卡拉苏—安集延,全长约577千米,其中新建铁路约485千米;南线喀什—乌恰—库尔干—伊尔克什坦—萨雷塔什—卡拉苏-安集延,全长约523千米,其中新建铁路473千米。中吉乌铁路自酝酿规划至今已有六七年时间,其间吉尔吉斯斯坦屡生变故,搁延至今。客观上讲,中吉乌铁路对打通中国—中亚铁路运输有重要意义,对发展吉尔吉斯斯坦交通运输业也有助益,但是以往有诸多因素阻碍了规划实施。除了国际因素,根本分歧在于中国想修一条便捷的过境铁路,而吉尔吉斯斯坦想利用中国的资金技术发展国内铁路网。2017年年底以来,吉方发出拟加强对华合作、加快中吉乌铁路修建的明确信号。如若中吉双方能尽快敲定路线、换装和终端设置等具体问题,将中吉乌铁路落到实处,将会对吉尔吉斯斯坦经济长期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吉尔吉斯斯坦系轻工业欠发达国家,但缝纫业基础较好,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后吉国培训了大批成熟缝纫工人,可以进行代工贸易。这是吉为数不多的占有优势的产业之一,也是吉参与全球分工的亮点之一。吉方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驶入经济全球化轨道。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向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出口商品中,针织服装占有一定份额,且实现了持续增长,从侧面表明吉方在该领域有一定潜力可以发掘,必要时中方可与其进行代工合作。

  吉尔吉斯斯坦农业较为发达。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面积的55%,人均耕地面积0.21公顷。按现价计算,2017年农林渔业产值为642亿索姆。近年来,吉农产品出口增长较快,成为创汇重要支柱。从传统角度看,吉新鲜水果和蔬菜主要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耳其等国。根据中吉双边协定,2017年开始吉向中国出口新鲜水果。鉴于吉中贸易逆差过大,吉有可能向中国提出进一步开放中方奶肉制品和果蔬市场等要求。客观上讲,吉绿色食品和奶制品对中国市场有一定吸引力,但目前我国并未完全对吉放开农产品市场。一是因为吉国与中国新疆农业结构类似,放开会对当地农业有一定冲击;二是吉发展水平有限,目前尚无正规的果蔬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无法按国际标准进行检疫检验,故双方在该领域合作困难重重。

  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旅游业快速发展。吉国内共有303家旅游、休闲机构和组织,旅游工程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位于吉首都比什凯克市的玛纳斯国际机场每年可接待几百万名旅客。吉国家统计委员会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吉旅业产值为85亿索姆(约合8.5亿元人民币),在GDP中所占比重为4.4%,明显高于2016年。2017年1—6月,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宾馆和民居共接待游客21.7万人,其中本国游客占81%,外国游客占19%,仅外国游客就为吉带来1.74亿美元财政收入。吉方希望大力发展旅游业,其优势在于,伊塞克湖和阿拉阿查雪山公园保有着优美的自然景观,对中国游客具有一定吸引力;其劣势在于,景点单一、旅游配套设施不够完善,阻碍了吉旅游项目在中国的推广。

  吉尔吉斯斯坦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毗邻,南部与塔吉克斯坦相连,西南部与乌兹别克斯坦交界,东部和东南部与中国接壤,是中亚各国当中地理位置最优越、市场辐射力最强的国家。吉方非常希望中方能够在吉设立工业园区,但我们认为,目前尚不具备在吉尔吉斯斯坦开设工业园区的条件。首先,吉国人口少,消费水平不高,国内市场狭小。其次,吉营商环境一般,又有街头运动传统,政府不敢轻易做出有利于某国的优惠性政策。在世界银行发布的《2017年营商环境报告》中,吉尔吉斯斯坦位于第75位,而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哈萨克斯坦排名第35位,白俄罗斯第37位,亚美尼亚第38位,俄罗斯第40位,相比之下吉没有优势。

  最后,如果将工业园区定位为外向出口型,那么中国在白俄罗斯明斯克市已建巨石工业园,目标同样为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市场,不宜重复设立。

  习总指出,外交要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实际就是要把握好对外经济交往与对外政治交往的关系和尺度。完全以意识形态取舍不行,因为意识形态相同而国家利益不一致一样会有冲突;完全以利相交也不行,因为“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只靠利益往来难以交下真朋友。中国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不分大国小国,各国一律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和主权完整,构建独立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相较于有着自身运行规律的世界经济,国际政治更加风云变幻,难以预测。这就要求我们密切跟踪对象国的实时变化,切勿犯“刻舟求剑”的错误。要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调整政策,牢记古人在“察今”中告诉我们的道理,即要明古更要察今,将对象国的实时变化作为我们确定双边政治关系的重要依据。

  独立后,吉尔吉斯斯坦奉行大国平衡、全方位务实的对外政策,外交优先方向是维护和保障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保护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目前,吉尔吉斯斯坦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伊斯兰合作组织、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突厥文化国际组织成员,也是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成员。2015年8月12日吉尔吉斯斯坦正式加入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10月28日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当选为理事会成员。

  坦与俄罗斯有着密切的政治联系,而对俄罗斯来说,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始终是其战略稳定链条上的重要一环。从1992年开始,吉俄先后签署了70多份条约、协议和协定,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安全等各个方面,其中《俄罗斯联邦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确定了双方军事同盟关系。近年来,两国高层会晤与互访不断,战略一致性得到加强。然而,吉俄之间并非毫无罅隙。“去苏联化”是吉独立伊始的政治表达,1995—1999年双方关系曾一度疏远,而普京执政后调整了对吉外交政策,两国关系迅速升温,但随着俄罗斯区域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去俄罗斯化”又成为吉民族主义者的呼声。“9·11事件”后,俄美在中亚地区的竞争更加激烈。美国显著加大了对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的资金投入,以帮助他们改造成“自由的国家”。着力在吉培养精英,积极开展教育文化交流,设立各种基金,输出和公动等价值观。阿富汗战争白热化后,美国调整了对吉文化输出策略,加大军事存在力度,但这只是策略上的调整,美将吉视作牵制中俄棋子的战略定位并没有改变。然而,美国毕竟不是欧亚棋局中的主导者,其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只能通过同化当地精英层来实现,其效力取决于诸多外在因素。中国作为吉尔吉斯斯坦的友好邻邦,在双边和多边问题上一直相互支持,并在相互谅解的基础上成功解决了边界问题。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后,吉时任总统阿坦巴耶夫表示支持,愿同中国加强各方面合作,随后中吉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2015年9月2日,中吉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吉尔吉斯共和国政府关于两国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2015—2020年)》,旨在利用毗邻地区的比较优势,拓宽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中国政府向吉提供了多笔优惠,用于推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大项目建设。由于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的外交政策,中吉合作以经济合作为主,不带任何政治附加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吉方信任。

  从周边关系看,除了中国,吉尔吉斯斯坦还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国土相邻,其中与中哈有着漫长的边境线,与乌塔共有费尔干纳谷地。由于中哈与吉边境线较为清晰,且边境管控较为严格,中吉和哈吉之间边境冲突较少,2009—2015年分别是1起和6起,而吉乌与吉塔间边境冲突则时有发生,2009—2015年分别是134起和171起,影响双边关系的稳定。费尔干纳谷地情况错综复杂,边界存在争议,贩毒屡禁不止,恐怖活动猖獗,而最大的麻烦是“飞地”。1991年,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独立时,因为不恰当地圈划归属,飞地出现。在谷地内,乌兹别克斯坦有4块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飞地,其中面积最大的索赫325平方千米;卡拉恰是索赫北部非常小的一块飞地,面积不到1平方千米;莎希马尔丹位于阿克苏河和卡拉苏河交汇处的一个山谷中,面积90平方千米;贾盖尔是莎希马尔丹西北非常小的一块飞地,面积不到1平方千米。以上4块飞地均属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州,唯有索赫现由吉尔吉斯斯坦控制。在费尔干纳盆地,塔吉克斯坦有2块在吉尔吉斯斯坦的飞地,分别是沃鲁赫和西凯拉哈奇,前者位于阿赖山南部,面积130平方千米,后者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凯拉哈奇火车站附近,面积不到1平方千米。由于地形复杂、政治和安全局势多变,吉乌飞地边界设立检查站,有重兵把守,且经常关闭。2001年,吉乌两国同意撤销索赫飞地的检查站,开通通往奥什的绿色通道。2004年,乌兹别克斯坦声明,扫除索赫和莎希马尔丹周边的地雷。2013年,吉政府拨款190万美元成立专门委员会,与乌一起就划界问题开展工作。2016年11月28日至12月3日,吉乌两国政府代表团就56个边境地区达成了一致,并对此前14个争议地区进行了实地勘察。截至2016年11月,吉乌两国就700千米边境归属达成了协议。尽管吉乌在边界上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吉、塔、乌三国还存在其他矛盾,如在水资源、天然气资源、关税和过境运输上互设门槛、相互牵制,使得吉周边外交略显沉闷。但总的来说,吉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往来仍是主流,在独联体、上合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内的磋商与合作卓有成效,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更是无法割断。

  近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与伊斯兰国家往来密切,成为其外交上的亮点。尽管吉尔吉斯斯坦是世俗国家,但主体民族吉尔吉斯人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传统,少数民族鞑靼人、车臣人、土耳其人、东干人以及维吾尔人也信仰伊斯兰教。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空窗期”,伊斯兰教在民间迅速恢复,并通过法律恢复了传统的宗教节日,伊斯兰神职人员也被吸收进官方或半官方的宗教研究及管理机构中,势力逐渐强大。吉尔吉斯斯坦对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的文化输出容易接受,上述国家还积极为吉尔吉斯斯坦培养伊斯兰宗教人才,出钱出物修建各种宗教设施,伊斯兰教在吉的影响日益扩大。吉尔吉斯斯坦在经贸、文化、教育和干部培养等方面与土耳其的联系空前紧密,国家高级官员每年都要出访土耳其,土耳其总统、总理也先后多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此外,由于吉尔吉斯斯坦是内陆国,没有出海口,大力发展与西亚和南亚伊斯兰国家,尤其是土耳其、伊朗、卡塔尔和阿富汗等国的关系,通过伊斯兰国家连通世界,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在外交上取得突破,以此平衡俄美在吉的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对外政治关系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努力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同时对不同国家有不同诉求,如对俄罗斯主要是经济支持和集体安全诉求,对美国是融入国际社会和西方价值观诉求,对中国是引进外资和多方面合作诉求,因此吉不会像乌克兰一样轻易倒向任何一方;二是外交问题往往带有历史文化色彩,受宗教和语言认同的影响较深,并与跨境民族、跨境资源和跨境运输结合在一起,复杂难解;三是外交作为内政的延续,与国内政治状况密不可分,而吉国内政局不够稳定是一个显著的特点,“精英政治的平衡”并不总能做到,新的机制又尚未诞生。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虽不发达,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却很重要。由于身处大国政治博弈的漩涡,国内政治与外交密切联动。2005年“郁金香”和2010年“玫瑰”的根源都在于执政者本身,严重贪污和任人唯亲招致反对派和民众发动街头,并最终造成政权更迭,但国际力量和影响也不可忽视,两次背后的美国和俄罗斯因素使局势变得格外复杂。2017年11月24日,吉尔吉斯斯坦新总统索拜隆·热恩别科夫在首都比什凯克阿拉阿查国家官邸宣誓就职,完成了独立以来总统权力的首次和平交接。竞选时,热恩别科夫就表示,将尽力让国家保持现有发展方向,继续推进现行方针政策。有鉴于此,我们预期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总体部署不会改变,但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有四。第一,吉尔吉斯斯坦将更加重视克里姆林宫的意见,其证据不仅是新总统上任后首访国家选择俄罗斯,还有前不久俄罗斯减免吉尔吉斯斯坦2.4亿美元的债务,使吉成为近11年来独联体中俄免债最多的国家,远远超过处于第二位的塔吉克斯坦和第三位的亚美尼亚,表明俄吉关系处于特殊地位。第二,吉尔吉斯斯坦期待深化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推动中吉经济与安全合作,但这种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如何实现双赢考验着我们的智慧。第三,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出现不睦,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指责哈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暗中干涉吉大选并支持反对派,此后哈萨克斯坦一度关闭吉哈边境口岸,严重影响吉产品进出口,拉低GDP,欧亚经济联盟暴露出协调不力且前景不明的风险。第四,美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影响力有所下降,目前美军已从比什凯克附近玛纳斯军事基地全部撤离,且吉尔吉斯斯坦将不会批准美国在吉设立第二个军事基地。

  热恩别科夫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2016年6月27日,在任总理期间,热恩别科夫赴华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时表示,中国是吉战略伙伴,也是吉外交的优先方向,吉方积极支持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议,愿与中方加强产能合作,落实好大项目建设,同时,希望中方出资建设实验室,协助其进行农产品出口质量检验,以扩大吉绿色农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此后,中吉合作进展速度加快,签署了政府间经济技术合作协议,吉方获得3000万美元赠款用于恢复农业灌溉系统,签订了刺激中小企业发展备忘录,吉结算储蓄公司获得1000万美元,还发布了计量、标准化和资格评估合作协议等,吐尔尕特陆运(公路)口岸基础设施建设也破土动工。这一切符合吉尔吉斯斯坦的发展愿景,但两国的交往却是“非对称性”的。作为吉尔吉斯斯坦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中方得到的回报较少,且在“中国威胁论”的笼罩下有风险加大的倾向。2010年,比什凯克发生时中国“国英”商城被焚毁,中国商人遭到袭击与抢劫。2011年,吉尔吉斯斯坦自然资源部清理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许可证,百余家中国企业的矿权证被吊销,吉国还发生多起矿产地居民阻挠外国公司矿区正常生产事件,新疆部分企业撤离回国,损失难以追回。2012年,迫于卡车协会的压力,吉议会通过了禁止中国卡车进入吉国的法案。2014年,吉国极右民族主义组织“四十骑士”袭扰中国人开办的一家歌舞厅。2018年1月,吉农业、粮食和土地开垦部副部长艾尔肯·乔度耶夫宣布,因不符合欧亚经济联盟标准,吉将对从中国进口肉类予以限制。吉国家移民局长艾达拉里耶夫在议会会议上称,吉70%的外国劳务人员来自中国。报纸上的“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移民和用工问题被反复炒作。民粹主义政客在议会通过各种法案,为中国公司设置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障碍以换取政治支持。这一切,有待中吉关系进一步深化和两国民心靠近,并渐渐相通。建议派出不同类别的高级别代表团,与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各部门进行积极的政策沟通,且在提供或捐赠时提出某些旨在改善投资环境的附加条件,使我国各机构各部门在共同的目标指引下共打一副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与吉尔吉斯斯坦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必须对其国内政治的特点予以充分考虑。第一,吉尔吉斯斯坦长期存在南北两大部族,即北部的楚河-塔拉斯族群和偏向南部的奥什-贾拉拉巴德族群。北部地区相对发达,对俄罗斯认同度较高;南部地区相对落后,对伊斯兰世界更感亲切。第二,吉国内部存在民族冲突的可能性,尤其南部地区主体民族吉尔吉斯人与最大的少数民族乌兹别克人曾爆发过大规模冲突,导致几千人死亡,约10万人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热恩别科夫出身于南部,无论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干部任用上,如何平衡南北之间的利益,获得两大部族的协力支持,同时消除民族隔阂,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他不得不考虑的问题。这种背景下,新总统固然急需外国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但如若外国利益与本国利益发生冲突,或南方利益集团以发生冲突为借口排挤外来投资者,当局就非常可能牺牲外国投资者的利益,以缓和国内矛盾,保持政局稳定。因此,中国如希望在吉尔吉斯斯坦扩大合作成果,必须给予新任总统以强有力的支持,调低在吉获利的预期目标,并延长收益年限,否则就不要贸然投资。从长远来看,中亚是“一带一路”西进必经之地。除非选择绕开吉尔吉斯斯坦,否则只有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真正的朋友,才能平息“中国威胁论”,在未来获得持续稳定的综合回报。中国观察国家关系不看社会制度,而是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既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不计较历史恩怨,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些原则都是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法宝,理应贯彻到中吉新型外交关系的构建中去。

  战争与和平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最敏感、最复杂,也是最具有全局性的重要问题。当今世界,和平是总潮流,但局部战争和地区武装冲突不断,为世界和平蒙上一层阴影。美国充当世界的角色定位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快速崛起被某些国家忌惮,三股势力得到外部力量暗中支持,祖国统一大业尚未完成,周边不确定因素日益增多,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安全局势更为复杂。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必然的战略选择。中国应与友好国家一道,共谋世界和平大业,推动国际安全新发展。

  吉尔吉斯斯坦是大国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关口,在国际安全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91年8月31日发表独立宣言以来,吉尔吉斯斯坦不断加快独立步伐,但却无法避开美俄争斗的漩涡。独立伊始,吉尔吉斯斯坦没有本队,只能在接管苏联驻军基础上组建自己的军队,但人数较少,且装备落后,不能为维护提供充分的军事保障。因此,吉尔吉斯斯坦与俄罗斯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寻求军事上的庇护。2003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中亚的第一块军事基地坎特空军基地在吉启用。此后,俄罗斯多次向吉提供军事物资援助,并重组或免除吉债务,但吉国内“去俄罗斯化”的呼声与俄经济乏力难以持续输血等原因使吉俄之间关系时常不睦。1995—2005年,吉美军事合作开始不断增多。1996年吉美国防军达成伙伴关系协议。2001年吉向美开放比什凯克玛纳斯机场。2002年4月,美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吉尔吉斯斯坦,7月美向吉提供了400万美元援助,用于购买和维修战斗直升机。2005年4月,拉姆斯菲尔德再次访问吉尔吉斯斯坦,提议与吉在反恐和阿富汗维和问题上进一步加强合作,并向吉提供军事技术协助。然而,2005年“三月事件”后上台的巴基耶夫总统对美在吉拥有军事基地感到不安,同时迫于上合组织的压力,先后提出将玛纳斯基地租金增加100倍、要求赔偿基地造成的生态损失等要求,并驱逐了两名美国外交官,而美国也于2006年8月驱逐了两名吉驻美外交官,两国关系开始降温。然而,对于最为关键的美国驻军问题,巴基耶夫改口,表示允许美军留驻吉国。相应地,美国承诺提供2亿美元长期和3500万美元援助给吉国。美国重视发展与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关系,首要考虑就是吉位于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国际通道的核心地带,如能控制,该地区向北可影响俄罗斯、向东防范中国、向南看守伊斯兰世界,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略价值。虽然美国先后制订的“大中亚”战略和“新丝绸之路”计划都不了了之,但美国在吉的军事存在就像一根楔子,成功插入了中亚战略通道的核心。2010年“玫瑰”后,亲俄的阿坦巴耶夫上台,开始加强与俄军事协作。2012年9月2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就俄罗斯驻吉军事基地问题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包括规定和确认俄罗斯驻吉尔吉斯斯坦军事基地的地位和条件的协议以及该协议生效前两国在军事领域合作的备忘录。该协议于2017年起生效,有效期为15年,协议期满后可再延长5年。此外,协议还规定了俄罗斯在吉尔吉斯斯坦部署的军事设施和军事基地的运营和使用方法以及地位和租金等问题。2013年1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在比什凯克签署了军事技术合作协议。2016年12月,阿坦巴耶夫在年度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让美军从玛纳斯基地完全撤离是正确决定,俄罗斯也应在合同到期后从在吉的四个军事基地撤出。2017年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吉时任总统阿坦巴耶夫会谈后发表共同宣言,表示将加强两国联盟和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协商有关建立地区统一防空系统的协议草案。吉尔吉斯斯坦还多次参加了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反恐演习,其中2016年9月的“和平使命-2016”联合军演是上合组织在吉境内的首次军演。由此可见,吉尔吉斯斯坦在大国战略布局中态度是灵活的,也可以说是摇摆的,这增加了在事关国际战争与和平的重大事件中预测其立场的难度。

  吉尔吉斯斯坦在国际安全格局中的特殊性还在于其处在反恐前沿。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世俗国家,其中吉尔吉斯族约占72%,乌兹别克族约占14%,俄罗斯族占7%,70%以上的吉国国民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伴随着伊斯兰教复兴浪潮,宗教极端主义有所抬头,恐怖主义威胁上升。中亚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形成威胁国际社会安全的“三股势力”,活跃在乌、吉、塔三国交界的费尔干纳谷地。宗教极端势力常与恐怖活动、跨国走私、贩毒等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加大国际安全综合治理的难度。2011年基地组织本·被击毙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北部兴起,“圣战”口号吸引了数万名狂热的宗教分子赴中东参战,其中也包含数百名吉尔吉斯斯坦人。“根据吉尔吉斯斯坦总检察院的资料,吉国出境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员多数来自吉国南部的奥什、巴特肯、贾拉拉巴德州,平均年龄为22—28岁,最小的16岁,最大的39岁。整体而言,包括吉国在内,中亚妇女参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FTF)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恐怖主义对中亚的潜在威胁还在于中东恐怖作战人员的回流,他们有作战经验、有资金支持、有极端主义理论支撑,可能构成中亚未来的恐怖组织核心成员。2015年,吉国安全机构破获1302起本国公民从叙利亚返回,或招募吉公民前去参战,或散播极端主义传单等案件。受训后返回本国,策划国际恐怖组织指令性袭击,或组织“独狼”式爆炸和暗杀,给地区安全带来极大困扰。2016年8月30日,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馆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就是一起由叙利亚境内国际恐怖组织“征服阵线”指使策动、“厥斯坦”实施的恐怖袭击。

  吉尔吉斯斯坦处于国际禁毒行动的前哨。吉是阿富汗毒品走私“北方路线”中重要的过境国,其中奥什和比什凯克是毒品走私的中转站和集散地。由于阿富汗中央政府对国内形势的掌控力下降,阿富汗境内的毒品犯罪活动“失控”,流入吉尔吉斯斯坦的毒品数量呈增长趋势。2016年前9个月,吉内务部缴获毒品和精神药品约152吨。为扼制毒品走私,吉美两国共同开展打击非法贩毒行动,吉塔两国边防军举行针对非法越境的专项演习。不久前特朗普发表演说表示将增兵阿富汗,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立即做出反应,在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哈萨克斯坦举行了为期一个半月、旨在探索山地沙漠地区作战新模式的较大规模军事演习,阿富汗危机外溢使中亚各国安全局势骤然紧张。吉与阿富汗相关各方均无利益冲突,有意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作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安全利益是中国在中亚的首要利益。首先,中亚处于中国通往欧洲的咽喉,如果当地频繁,或两国关系失睦,导致咽喉要道被卡住,我们向西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就无法顺利实施;其次,中亚是美国试图对我进行战略包围的必争之地,如果陆上弧形结构得以成形,与海上三重岛链相呼应,则对中国崛起在地缘上形成遏制,不得不防;最后,中亚是中国与俄罗斯在安全布防上的重合区域,也是上合组织得以发挥区域性协调作用的重要原因。

  基于以上共性分析,中国对吉尔吉斯斯坦的首要诉求当在安全,此外,中吉安全合作也有其独特性。从历史上看,吉尔吉斯斯坦大部分领土都曾在中国管辖内,而俄苏是中亚西边唯一完全占领过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帝国。从18世纪开始,向今天的哈萨克斯坦扩张,19世纪中叶后,进入哈萨克斯坦以南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中亚其他地区。19世纪60—70年代,占领吉尔吉斯斯坦后,以此为据点,断断续续进行着骚扰及我国新疆的活动,如19世纪60—70年代对阿古柏活动的支持、20世纪40年代对新疆地区所谓“厥斯坦共和国”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中苏关系破裂后对中亚地区建立“”组织的支持等,使吉尔吉斯斯坦成为与中国新疆命运相连的地方。新疆作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区,且从西汉开始就已纳入中国版图,所谓“厥斯坦”完全是不规范的地理概念却被不恰当地政治化。至19世纪末,新疆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共13个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形成了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20世纪以来,极少数新疆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受国际上宗教极端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鼓吹“厥斯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其民族有近万年历史,“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鼓噪所有操突厥语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否认中国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的历史;叫嚣“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消灭“异”,中国是“厥斯坦民族3000年的敌国”等等,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只能是一种妄想。从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组织在外国敌对势力的怂恿支持下,多次制造,均以失败告终。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极端主义、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影响下,境内外部分“”势力转向以恐怖暴力为主要手段的破坏活动,策划、组织了一系列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血腥恐怖暴力事件,严重危害了中国各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并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了威胁。由于“”分子与境外势力勾连之地主要在中亚,特别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费尔干纳地区,所以中吉联手阻断其通道,将“三股势力”控制并消灭在当地非常重要。吉国某些宗教极端势力利用与新疆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等跨界民族的认同心理,曲解伊斯兰教教义,灌输“圣战”思想,煽动,挑起行为,破坏了新疆安定团结,侵蚀着中吉和平友好的安全关系,必须高度警惕。根据《吉尔吉斯斯坦反极端主义活动法》第17条,“吉尔吉斯斯坦按照本国所签署的国际协议,在打击极端主义方面加强与外国及其执法机构和情报部门的合作,还要强化与从事反对极端主义的斗争的国际组织合作”。中国应在联合国和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积极与吉尔吉斯斯坦开展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主义和极端主义,共同维护地区安全。

  中吉安全合作的重要性还在于我国的能源管线运输安全和公路铁路过境运输安全与吉国形势密不可分。目前,中国并无天然气管线经过吉尔吉斯斯坦,但是计划中的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从土库曼斯坦出发,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中国新疆克州乌恰县,与西气东输五线在乌恰计量站进行交接。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提出,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表示,吉方愿意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愿同中方扩大经贸、能源等领域的合作。2013年9月11日,中吉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中吉天然气管道建设运营的合作协议。当年年底,吉国议会批准了这个协议。随后,吉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吉天然气管道》的政府令,就政府间协议部分条款涉及的责任部门的工作予以安排。上海亚信峰会期间,中国石油集团和吉尔吉斯斯坦政府能工部联合签署备忘录,明确了双方委员会成员组成和工作机制。2014年4月22日中亚天然气管道公司正式收到吉尔吉斯斯坦能源与工业部对中亚天然气管道D线吉国段可研报告正面审批结论,这标志着D线吉国段可研报告在吉国政府报批工作顺利完成,在D线管道过境国中第一个获得可研审批。中亚管道D线千米,所经之地海拔在所有管道建设沿线国家中最高,目前处于详细勘察论证阶段,建成后将是吉国最长的现代化天然气管道。十几亿美元的总投资,直接或间接创造近千个工作岗位,培养一大批专业技术人才,将大大促进吉国经济发展,但这一切只有在吉国安全状况有保障的条件下才能进行。酝酿已久的中吉乌铁路规划在吉国境内有278.1千米,目前没有开工,除了吉国以往的政治考虑和分路等技术性原因,也与吉国安全形势复杂增加了投资和修建难度有关。目前中吉乌公路东起伊尔克什坦口岸,穿过吉尔吉斯斯坦南部主要城市奥什,通过两条公路到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全长959千米,连接着中吉两国陆路运输,但也存在运力不足等因素制约。只有吉国政府加强地方管控力,从国家层面保证中国政府投资和过境运输环境安全,我们的大项目才能顺利实施,带动当地经济共同发展。

  中吉两国在安全领域可以合作的内容很多。安全不仅包括国内安全,也包括国外安全,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包括非传统安全。在冷战结束后,恐怖主义、毒品走私、气候变化、金融安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吉安全合作应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重,以合作促安全,充分考虑网络时代安全领域的特点,既采取“硬”的一手,对犯罪分子围追堵截,又采取“软”的一手,注重民间舆情,及时排查疏导,争取将问题遏制在萌芽状态,化有形于无形。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提出后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理应成为中吉安全关系的准绳。自1991年1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宣布承认吉尔吉斯斯坦独立、1992年1月5日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中吉在互访和国际外交的多种场合强调互相尊重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本着务实的理念,和平解决边界问题。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中吉国界的协定》正式签订,意味着中吉两国就1000千米的陆路共同边界达成了共识。1996年4月,中俄哈吉塔签订《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约定双方(中方与联方)部署在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不用于进攻另一方,不举行针对另一方的军事活动,限制实兵演习的规模、地理范围和次数,相互通报边界线千米地理区域内的军事活动,相互邀请观察员观看边境地区实兵演习,在边境地区采取措施预防危险军事活动,促进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边防部队友好交往等,不仅促进了中俄哈吉塔五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宁,还开辟了旨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集体安全新模式,成为该区域首个此类国际多边机制。1997年4月,“上海五国”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约定裁减驻扎在边境地区包括陆军、空军、防空军航空兵和边防部队在内的军事力量,将主要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装备数量削减到与防御性质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不谋求单方面的军事优势;建立机制,定期交换边境地区军事资料等,为五国共同解决难题、应对威胁与挑战、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两个协定框架下,中吉安全合作稳步发展,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中吉安全合作可以上合组织为平台。2013年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主席指出,外交工作应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习强调,在处理同周边国家关系时,应做到“亲、诚、惠、容”。无疑,这种理念和上合组织所提倡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高度契合。吉尔吉斯斯坦对上海合作组织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一直很重视推进该组织的经济和安全合作,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目前,上合组织在打击恐怖主义、主义和极端主义以及打击毒品走私贩运等方面的法律体系已基本成形,这就为中吉安全合作提供了法理基础。面对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这两个中亚安全最大的威胁,中吉应保持情报互换,加强协同演习,深化各相关部门对话与合作,做到关键时刻果断出手,切实保障区域安全。

  党的以来,习总提出新观,强调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倡导求同存异,而不是你死我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实现有效裁军和军备控制,强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强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公认的国际准则,成为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只有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安全,才能实现世界和平和中国的长治久安,中吉关系也不例外。在国际安全问题上,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同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人类良知和国际公理,在世界和地区事务中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积极有为地参与热点问题的解决,通过平等协商处理矛盾和分歧,以最大的诚意和耐心,坚持对话解决分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正在为世界发展贡献更多的公品,也期待与周边国家一道,为世界和平做出新的贡献。

  综上所述,中吉应构建互利互惠的国际经济关系、独立平等的国际政治关系与和平共处的国际安全关系,但这三重关系不可等量齐观,应以安全关系为重中之重,这是由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经济状况和安全地位决定的,也是由中国的战略需求和发展阶段决定的。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应因时因地制宜,本着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态度,推进经济、政治、安全多领域务实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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